四年前,当我的朋友Shaw问我为什么要学社会学时,我回答她,因为我想关注社会中的人,人是最重要的。说出这句话时我心里在思忖的是柴静的《看见》;这是我初中最爱读的书之一,它里边儿的序言里写道, “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
十三岁的我将这段话一遍遍抄在笔记本里,虽然对这些词语的含义似是而非,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糖果派对游戏简介里那些令我感动的人和事,我心想,再也没有比关注和研究具体的人更让我着迷的事情了。
初遇社会学的契机是Du Bois的经典著作The Souls of the Black和Wollstonecraft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无论是黑白肤色的隐形屏障,还是女性所忍受的不平等,我都意识到每关注一个人,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这个具体的人,而是背后的其他个体。女性,黑人,在岁月里被沉默、被销蚀、甚至被移除,是仰望侧畔千帆过的沉舟。我恍然发觉,那些隐蔽在角落和深处的,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人。
我印象最深刻的被忽视的群体来自于一个卡车司机的调研课题组。马丹,一位卡车司机的妻子,在报道里提到:如果我握起这个方向盘,就没有办法拥抱你。一辆卡车,一半是车,一半是家。” 在全中国的3000万卡车司机,2500万卡嫂中,有36.4%的卡嫂大部分时间跟车,是跟车卡嫂。她们的劳动,在男性为中心的职场中是被主动或被动“隐性化” 的,因此变成了“隐性劳动”。
在关注卡车司机的民生与经济状况的报道里,鲜有提及跟车卡嫂的故事;而她们往往是司机们的后盾——也许后盾并不是最准确的描述;与其说是后盾,不如说是一团棉花,司机的愤怒得以发泄,委屈得以释放。这种被隐形的结构关系让性别成为了压迫的一道利剑,而社会学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些沉默不在沉默中消亡,而是在沉默中爆发。
于是我进一步思考,传统的自由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发声”,是否真的是一个对被压迫群体而言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被沉默而被忽视的语境下,弱势群体根本没有机会,也不知道如何发声;甚至他们觉得保持沉默才是得以苟延残喘的唯一手段。
2022年参加校内的TED演讲
发声这个概念来源于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这个看似能获得解放但实际充满偏见的手段,并不是一个普世的理念,其充其量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应当是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与文化背景对症下药,尊重沉默,理解沉默,在沉默中找到破局的思路;而非一味地摒弃沉默的价值抑或是忽略沉默的内涵。
沉默与非沉默的二元对立启发我去思考更多那些我曾经习以为常的概念。我触动最深的词是“平等”:无论是从霍布斯的state of nature 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他们都对平等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探索但是一再让步,因为人与人生而不平等,能做的只有平衡;因此我认为,平等是西方科学发展的衍生物,一种对精确衡量价值的执念,好像凡事都可以划上等号,对于后殖民下的平等(任何维度上),平衡永远是比平等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对价值、观念等不可量化的概念更恰当的追求。
中国自古以来都强调的是平衡而非平等,虽然古代所解读的平衡是男尊女卑或者三从四德,但新时代对平衡的解读完全变了,所以平衡的内涵完全是自由的,是可以随着社会存在而改变的。诚然,将一个词语的含义归结于社会建构其实是在逃避对其进行严谨的分析,但是正是因为平等这一个词从定义上就已经失去了其本体的确定性和实操上的不可达到的特质,我们确实得以对这个词赋予更新的诠释。
不难看出对词语概念的否定、诠释与创新是我学习社会学的主线。在这过程中,我对于表达本身也充满了很多好奇和探索。曾经我以为表达的首要宗旨是真诚;但是当我阅读了一位二十世纪的文化批评家特里林的作品《诚与真》,我才意识到,“真诚”经常成为针对一切批评的挡箭牌,其招牌式的说法是——“我追求真诚地表达”或者“我是在诚实地表现现实”,言下之意,其作品所存在的缺陷都是小儿科,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这种说法恰恰忽视了“真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多变的,在不同的语境下它甚至可以指向意义的任何方向。
我慢慢懂得,虽然“真诚写作“或者”真诚表达想法“是看似合理而有说服力的辩护,但是由于真诚在不同的语境、创作背景、文风、甚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在主观的作品里去提炼”真诚“的意义不大,特别是针对于尝试从主观作品里抽象出客观分析的文学批评而言;因此,真诚不应该成为一个准绳。
对表达里的真诚祛魅之后我陷入了一段时间的虚无;如果无法追求客观,那么是否意味着表达与被表达一定会陷入相对主义的窠臼?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追寻促使我去阅读法国作家齐奥朗。在他的作品里我逐渐发现,语言之所以有意义不在于他扎根于任何一项事物之中,而是他本身就是自己的意义。齐奥朗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内在价值,企图通过关注语言这一自体,而不是把它看做传递某种思想的媒介,来传递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本身就是矛盾冲突的,传递想法的媒介就是语言,那齐奥朗是怎么做到只关注语言本身的呢?我觉得实操来说第一步是他对语言有着极高的操控能力,对于所有的技巧都是烂熟于心并且可以自如运用,在这个基础之上齐奥朗在表达思想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关注如何用语言来辅助描。ㄔ傧郑,而是直接沉浸在语言之中,任由语言的发展。
这一点可以类比托尔斯泰说安娜卡列尼娜必须死这一点,他给予了小说人物以全部的主观能动性,那么作者本身就是通过那个人物的视角去进行剧情的编排;那么在齐奥朗这里,他把语言当作是一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植物,而他把自己置于语言之中,任由语言的发展;而语言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就是他自己想要表达的。
由此可见,语言和思想已经是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关系,或者说语言在此时此刻就等同于思想。这种境界非常巧合地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决定思想的边界”相重叠,因为自身的边界是由自身设定的,而这进一步体现了语言所蕴含的主观力量。
意识到语言本身的巨大能动性给予了弱势群体更多的内在力量,即立足于自己的语言锚点,找回自己的获得感与生命力,而不是依附于西方的范式。我想这正是社会学所尝试去解放的。
齐奥朗是我23年最爱的作家。他出生于罗马尼亚,却活跃于法语圈。齐奥朗作为流亡者,被剥夺了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表述的权利,他穷尽一生都在咒骂自己必须使用法语这一“他者”的语言来表达。
他是一位语言难民。他的文字如同蓬勃生长的热带植物,阅读他的作品逼迫我放下自己的成见,像失去触角的昆虫一般努力吸附在他文字的枝干上。我体味他的愤怒与无奈,反省自己与他人的愤怒与无奈。
女性是语言难民。女性在“男性语言”的世界里,就如齐奥朗一般,变成了流亡者,逃脱不了“语言难民”的命运。而且,与齐奥朗不同,女性甚至没有可以回归的母语,而是必须依附在父权社会所规定的语言框架中。这种不配得感与没有本位意识的不确定感体现在女性有着比男性高出一大截比例的自我能力否定倾向(imposter syndrome),体现在系统性的自我排斥。
作为即将入读英国大学的中国人,我即将成为语言难民。国际学生戏称自己是byelingual(意思是中英双语水平都是半吊子),这种现象远不止自我调侃,背后映射的是学术界的语言霸权。作为英语第二语言习得者,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不仅仅是“入乡随俗”,而是在实践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我在学习西方社会学的同时逐渐意识到,中文一直是,并且需要是我的语言本位。这种对自我语言的再认知是变革的开始,它令我从被歧视与被排斥的东方社会学中获得对抗麻木的力量,并给予我抗争文化霸权的勇气。
写不出文书的时候去看海真的灵感会更多
了解与接触社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种痛苦来自于将自己置身在情感交锋之中的迷失感,这种悲伤来自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巨大反差,这种落魄来自于个人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与无能。悲痛与愤怒当然不是什么美德或者优秀品质,它是一种人类的本能,是社会化的习惯;关注具体的人,聚焦具体的哭声,这是社会人应当保有的基本良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我认为自己“太敏感”。
但是我现在逐渐明白,这个时代的苦难——乃至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洪流,不会因为我们变成鸵鸟而改变。作为社会公民,我们有义务去作出关怀的选择,哪怕改变遥遥无期。讯息是会随时改变和消失的;唯有时刻关注和切身感受,能让社会学发挥其作用去挖掘出废墟里的,被掩埋着的一切。
高中入门社会学的三年如涉过一曲沉默的幽泉,水静而深流,在汪洋恣肆间品雪泥鸿爪。成规与旧俗,僵化的历史,固执的偏见,那么多挣扎,那么多死气,那么多叹息。可每当我透过纸页体味历史的余温,我意识到,有人在看,在想,在写,在抵抗,用他们敞开的、活泼的知觉,用她们沉淀得愈发清晰的回忆,用当下的肉身,用沉潜的存在。于是我重新拾起这份感动与勇气,在这场与历史、与结构的对抗中匍匐前行。
申请季我回答了无数遍,为什么我想申请社会学:我曾满腔热血地陈词解决不平等的更丰富的方法,我曾另辟蹊径地分析文化交叉性的不足,我曾近乎傲慢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视角;如果现在我要重新回答一遍,我想说:
察觉那些被忽略的,看见那些被遮蔽的,记录那些被遗忘的,反思那些被肯定的。在英国,我将会深入学习用英文作为载体的学科课程,努力输出有思想价值的论文,但是不忘自己的中国根;希望在未来,我所汲取的学术养分,能够持续为中国在世界学术论坛上发声。
图文|Ashley Wang